邵伯温是属什么生肖_邵伯温字子文

1.《水浒传》引首诗作者邵尧夫是什么人，用他的诗开头有何深意？

2.什么是阴阳鱼？

3.（中央）的反义词是什么？

4.中央是什么意思？

5.三峡悬棺的之谜

一、姨父

是对母亲的姐姐或者妹妹的丈夫的称呼，一般是我们的长辈。有的地方把“姨父”叫“姨爸”、“姨丈”，还有的地方把“姨父”叫“姨爷子”。但“姨爷子”只是个方言，如果用普通话说，似乎又高了一辈，会变成祖辈。

二、姨夫

姐妹丈夫间的称呼，是同辈，就如同“妯娌”是兄弟妻子间的称呼一样。也就是说，一个男子不可能有“妯娌”，一个女子也不可能有“姨夫”。作为一个女子，如果要称呼姐姐或妹妹的丈夫，只能叫“姐夫”或者“妹夫”，称呼哥哥的妻子为“嫂子”，弟弟的妻子叫“弟妹”。

作为一个男子，称呼兄弟的妻子叫“嫂子”或者“弟妹”，称呼姐姐或妹妹的丈夫，叫“姐夫”或者“妹夫”。

扩展资料：

在农村有四姻亲的称呼是姑爸、姨爸、叔妈、舅妈，其中就有姨父。

姑父的俗称曰亘：姨父的俗称曰尹：

叔母的俗称曰婶：舅母的俗称曰妗。

注：伯母又叫世母，伯母的俗称也曰婶。叔母/世母二字和呼为婶。

由于母亲的姐姐叫姨妈。其夫君就叫大姨夫/大姨父/姨爸。

由于母亲的妹妹叫姨娘。其夫君就叫小姨夫/小姨父/姨爹。

大姨父：又叫姨夫、家姨夫、家姨父、家姨爹、家姨丈。

小姨父：又叫姨夫、家姨夫、家姨父、家姨爹、家姨丈。

《水浒传》引首诗作者邵尧夫是什么人，用他的诗开头有何深意？

意思：形容做事小心谨慎，认真踏实。

成语出处：《诗经·大雅·云汉》：兢兢业业，如霆如雷。

翻译：整天小心战战兢兢，正如头上落下雷霆。

成语典故：

东晋时期荆州官吏陶侃，他勤于政事，处理政务从不拖延，对下属的及贪小便宜的行为严惩不贷。他主张勤俭节约，经常将造船的木屑留作冬天雪地吸潮用，将造船剩下的竹屑、竹枝制成钉子再造船，对待工作真是兢兢业业。

成语用法：联合式；作宾语、状语；含褒义。

例句：他工作一向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扩展资料：

近义词：脚踏实地

释义：意思是脚踏在坚实的土地上。比喻做事踏实，认真。

成语出处：

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前录》卷十八：“公尝问康节曰：‘某何如人？’曰：‘君实脚踏实地人也。’?

翻译：邵公曾经问康节说：“我的为人怎么样？”康节说：“你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

成语用法：作谓语、定语、状语；指做事认真

例句：他们渐渐丢了那空架子，脚踏实地向前走去。

参考资料：

什么是阴阳鱼？

《水浒传》引首部分用了一首诗来开篇：

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山。

寻常巷陌陈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人乐太平无事日，莺花无限日高眠。

然后介绍这诗乃宋神宗时期名儒邵尧夫所写。

邵尧夫就是北宋著名大师邵雍，邵雍是北宋著名理学家、数学家、道士、诗人，一说生于林县上杆庄（今河南林州市刘家街村邵康村），一说生于范阳，（今河北涿州大邵村），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尧夫是其字，还有个谥号康节，所以后人也称康节先生。

据载他生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4年，死于神宗熙宁10年（1011-1077），活了六十六岁。《水浒传》里说他是神宗时期名儒应该是按照他的卒年所言，他大部分时间是生活在仁宗年间。

宋仁宗赵恒赵祯就是“狸猫换太子”中的故事原型，他生于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1010年5月12日），也就是说他年纪比邵雍大一岁。最初名为赵受益，是宋真宗赵恒的第六子，其母为李宸妃。因赵恒所宠信的美人刘氏（章献明肃皇后）无子，赵恒便对外声称赵受益为刘氏所生。

宋仁宗是中国历史上备受推崇的的好皇帝之一，仁字是皇帝的美谥。史载赵祯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让百姓休养生息，因此受到历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同时他知人善用，因而在位时期名臣辈出，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在位期间，宋朝四海雍熙，八荒平静，士农乐业，文武忠良。史上有“庆历、嘉?之治”之称。

但也有指出宋神宗只是妇人之仁（比如蔡东藩），对外敌侵略基本无作为，靠拿钱摆平对方。宋朝对辽、夏是以每年支出数十万两银、数十万匹绢，以及大量其他物品以换取和平，美其名曰岁币，岁币一直是北宋财政巨大负担，但据说比起战争军费，岁币开支无足轻重。其实这种奇葩换算法现在还大有市场。

号称盛世的宋仁宗庆历初年就曾发生重大政治经济危机，就是所谓“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

仁宗时，“冗兵”特别严重，全国军队总计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占赋税十分之七。

所谓“冗费”是指皇帝的各种祭祀活动、修建佛寺宫观以及各种赏赐等等的开支。

“三冗”导致宋朝廷入不敷出，为了维持庞大的开支，只有加紧剥削。据庆历时任主管财政的三司使张方平说：“庆历五年取诸路盐酒商税岁课，比《景德会计录》，皆增及三数倍以上。”如“景德中收商税四百五十余万贯，庆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万余贯”等等。

同时土地兼并更严重，公卿大臣大都占地千顷以上。赵祯在位晚期，“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最后“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

为了缓和危机，仁宗也任用范仲淹等搞过“庆历新政”。

具体是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更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十五岁、弟侄年满二十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又规定地方官职田之数。庆历四年（1044年）三月，更定科举法。另外，还颁布减徭役、废并县、减役人等诏令。

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庆历五年（1045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新政彻底失败。

应该说宋仁宗算是个守成之君，但易经中就指出“盛极必衰”的道理，一个王朝往往在最兴盛的时候埋下衰败的种子。

邵雍精于易术玄学，是堪比管辂一类的人物，著有《梅花易数》等易学名作。

梅花易数又称梅花易，是一部以易学中的数学为基础，结合易学中的“象学”进行占卜的书。梅花易数依先天八卦数理，即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随时随地皆可起卦，取卦方式多种多样。

数字都有其独特及深奥的含义存在。也就是“数理属性”与“五行属性”。而关于“数字吉凶”，是用深奥的“周易梅花易数”来分析，再经过历史印证的结果而得来的。

据说这是邵康节在观赏梅花时，偶然看见麻雀在梅枝上争吵，以易理推衍后，预言明日夜晚会有女子前来来摘折梅花，被园丁发觉而追逐，女子惊慌跌倒伤到膝盖；此预测现象果真在隔夜丝毫不差地得到验证。因此邵康节名闻于当时，众人将这种预测方法取名为“梅花易数”。

“梅花易数”除爻辞解释外，还有吉凶趋势图。“梅花易数”可以产生声音、方位、时间、动静、地理、天时、人物、颜色、动植物等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的一切感知的事物异相，作为预测其发展趋势的方法。

邵雍一生不求功名，过着隐逸的生活。嘉佑之时，朝廷诏求天下遗逸名士，留守王拱辰和尹洛以邵雍应诏，授将作监主薄。吕海、吴克荐他补颍州团练推官，他皆以种种理由推托。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等达官贵人十分敬仰他，常与之饮酒作诗，并买园宅送他居住。他依此过着耕种自给的生活，名其居曰“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

作为易学大师，在号称盛世的仁宗时期邵雍已经看出帝国盛极必衰的末路。

据载：初，邵雍尝曰其长子伯温道，世行乱，蜀安，可避居焉。

后来邵伯温带领家人避居蜀地犍为，果然避免了被金人屠杀的危险。

《水浒传》作者以邵雍的诗开篇，又写仁宗时期放出108个魔鬼，乃是暗含祸从仁宗始的意思。

另邵雍有梅花诗传世，也是著名预言诗之一。

第一节北宋

荡荡天门万古开，几人归去几人来；

山河虽好非完璧，不信黄金是祸胎

第二节南宋

湖山一梦事全非，再见云龙向北飞；

三百年来终一日，长天碧水叹弥弥。

第三节元朝

天地相乘数一原，忽逢甲子又兴元；

年华二八乾坤改，看尽残花总不言。

第四节明朝

毕竟英雄起布衣，朱门不是旧黄畿；

飞来燕子寻常事，开到李花春已非。

第五节清朝

胡儿骑马走长安，开辟中原海境宽；

洪水乍平洪水起，清光宜向汉中看。

第六节民国

汉天一白汉江秋，憔悴黄花总带愁；

吉曜半升箕斗隐，金乌起灭海山头。

第七节

云雾苍茫各一天，可怜西北起烽烟；

东来暴客西来盗，还有胡儿在眼前。

第八节

如棋世事局初残，共济和衷却大难；

豹死犹留皮一袭，最佳秋色在长安。

第九节

火龙蛰起燕门秋，原壁应难赵氏收；

一院奇花春有主，连宵风雨不须愁。

第十节

数点梅花天地春，欲将剥复问前因；

寰中自有承平日，四海为家孰主宾。

（中央）的反义词是什么？

阴阳鱼是指太极图中间的部分，太极图被称为“中华第一图”。这种广为人知的太极图，其形状如阴阳两鱼互纠在一起，因而被习称为“阴阳鱼太极图”。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这是对太极图最好最精髓的诠释。阴阳鱼存在广泛，在孔庙大成殿梁柱、楼观台、三茅宫、白云观的标记、道士的道袍、算命先生的卦摊、中医、气功、武术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刊封面、会徽会标、韩国国旗、韩国空军军徽、蒙古国国旗、蒙古国军徽、安哥拉空军军徽、新加坡空军机徽、玻尔荣誉勋章……等等都有体现。

太极图被称为“中华第一图”。从孔庙大成殿梁柱，到老子楼观台、三茅宫、白云观的标记物；从道士的道袍，到算命先生的卦摊；从中医、气功、武术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刊封面、会徽会标，到南韩国旗图案、新加坡空军机徽、玻尔勋章族徽……等等，太极图无不跃居其上。这种广为人知的太极图，其形状如阴阳两鱼互纠在一起，因而被习称为“阴阳鱼太极图”。

“太极图”既然流行得如此久远、如此广泛，自然它的起源和流变问题就成了人们的兴趣焦点。在考察它源流之前，应弄清楚“太极图”的名称和图形的关系问题。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同一名称，却指不同图形，被称作“太极图”的除了阴阳鱼图形外，还有五层图形(即习惯上所称的“周敦颐太极图”)、空心圆图形、黑白半圆图形等(实际上后几种图形被称作“太极图”的时间大大早于前者)；一是同一图形，却有不同的名称，如阴阳鱼“太极图”，早期称作“先天图”、“河图”、“先天自然河图”、“先天自然之图”、“古太极图”等；五层“太极图”又称“无极图”、“太极顺逆图”、“太极顺生图”、“丹道逆生图”等(当然两类太极图的图形各自都稍有差异)。本文仅对阴阳鱼太极图(下文简称“太极图”)作一考察，有关五层太极图的考证将另撰文。

现代有不少人认为太极图起源于原始时代，甚至有人认为是太古洪荒之时外星人馈赠地球人的礼物，或本次人类文明以前上一次甚至两三次文明毁灭时遗留下来的唯一信物。太极图又是根据什么演变而来的呢?陈立夫先生认为：“大陆先后所出土之古太极图，较《周易》及《乾凿度》之成书，尚早三、四千年。诸如陕西永墨韵太极靖所出土六千五百年前（伏羲时代）双耳彩陶壶上之双龙古太极图（藏瑞典远东博物馆），乃使用毛笔中锋所画，竟早于孔子四千年。又出土商代及西周之多件青铜器上，亦契有雌雄双龙相互缠绕之太极图。”(《关于太极图的一些问题》)陈先生将双龙相互缠绕之图直接称为“双龙太极图”。双龙缠绕图实际上就是华夏始祖“伏羲女娲交尾图”；此外有人认为太极图来源于“ ”、“ ”符号(青海民和县和乐都柳湾、辽宁翁牛特旗石棚山、广东曲江石峡中层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都刻有这种符号)，双鱼纹样图形(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人面鱼纹彩陶盆)，双凤纹样图形(新石器时代骨刻与陶绘、河姆渡文化中有这种纹饰)，近前有人声称太极图来源于河南洛油伏羲台下黄河与洛书相汇后形成的“涡漩”(见《郑州日报》1993年3月8日第八版)。

这些图形到底是不是太极图的来源?如果单就这种图形纹样而言，显然无法直接推衍出太极图。因为类似的图案在其他民族就没有演变出太极图，如古代巴比伦有双蛇缠绕交尾图案，古希腊、古印度、高加索、小亚细亚等地的遗物(银饰、铜壶、花瓶等)上有： “ ”纹饰，但这些民族都没有太极图。至于“涡漩”一说，实属荒唐，“涡漩”无处不在，如果从中能看出太极图，那太极图岂不是遍布世界各地了吗?

不过，从这些图形隐含的思想观念看，又不能说与太极图毫无关系。这些图形都是双双交合而成，或双龙、双蛇，或双鱼、双凤，连“ ”也是由两个相同的符号交叉而成，这是原始社会生殖崇拜的产物。双双图纹，或表示男女(伏羲、女娲)，或表示雌雄(双鱼、双蛇、双龙、双鸟)；两两交叉，反映原始生民对男女、雌雄交合的直观认识。由两性、男女、雌雄、日月等人体现象、生物现象、自然现象，逐渐体悟出“阴阳”概念，以及阴阳同体、阴阳相对与相交(对待与统一)、阴阳交互作用、阴阳相互转化等等思想理念，这种思想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阴阳文化。《易经》阴阳爻、阴阳卦正是阴阳思想的符号化(线条符号)，太极图的黑白相间、首尾纠合正是阴阳对待统一、消长流行、互根互动理念的最佳图示(图形符号)。

可见，原始时代的这些图纹只不过是太极图的思想渊源，而从中并不可能直接演变为太极图，太极图到底源自何图?最早的太极图为何时何人所作?让我们先来看看前人的论述。

在宋人的著作中，基本上是认为“先天图”(应当包括“阴阳鱼图”或就是“阴阳鱼图”)是从五代宋初陈抟那里传下来的。最有名的是朱震的论述：“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汉上易传·进易说表》)

其实比朱震更早的晁说之已叙述了先天图的流传：“有宋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图南，以《易》授终南种征君放明逸，明逸授汶阳穆参军修伯长，而武功苏舜钦子美亦尝从伯长学。伯长授青州李之才挺之，挺之授河南邵康节先生雍尧夫。”(《嵩山集》卷十八《王氏双松堂记》)

我们再来看一看与邵雍同时代的人是怎么说的。与邵雍同巷里居住了三十余年的二程兄弟说：“独先生之学为有传也。先生得之于李挺之，挺之得之于穆伯长。推其源流，远有端绪。”(程颢《邵尧夫先生墓志铭》)程氏只上推到穆修，穆修以上则以一句“远有端绪”省略。

邵雍之子邵伯温说：“先君受易于青社李之才，字挺之。为人倜傥不群，师事汶阳穆修。挺之闻先君好学……于是先君传其学。……伯长，《国史》有传，其师即陈抟也。”(《易学辨惑》)

由此可见朱震所说的传承关系是基本可信的。可惜的是这张“先天图”没有随上述文字流传下来，以至今人无法确认它到底是“阴阳鱼图”，还是“先天八卦方位图次序图”，或是别的什么图。

其后详细论述易图流变的是元代的袁桷，他在为宋末谢仲直《易三图》作的《序》中说；“上饶谢先生遁于建安番扬，吴生蟾往受易而后出其图焉”。而谢仲直又得自彭翁，彭翁得自武夷君。武夷君可能就是白玉蟾(白玉蟾道号武夷翁)。袁桷又说：“至荆州袁溉道洁始受于薛翁，而易复传。袁乃授永嘉薛季宣……最后朱文公属其友蔡季通如荆州复入峡，始得其三图焉。……其孙抗秘不复出。……今彭翁所图疑出蔡氏。”(转引自胡渭《易图明辨》卷三)依袁桷说，易三图的流传大致为：

薛翁-袁溉-薛季宣……(蜀之隐者)-蔡季通-蔡抗……武夷君(白玉蟾)-彭翁

(即彭耜)-谢仲直(即谢枋得)-吴蟾

那么蔡元定从四川访得的三图是什么样子?或者说谢仲直的“易三图”是什么样子?今天已经看不到了，袁桷当时就没有说明。胡渭推测：“故首著之季通所得三图，一为先天太极图无疑矣。其二盖九宫图与五行生成图。”

明代初年赵撝谦(1351～1395)在《六书本义》中载有这张图，并说：“此图世传蔡元定得之于蜀之隐者，秘而不传，虽朱子亦莫之见，今得之陈伯敷氏。”当时大多数人都相信这种说法，只有季彭山表示怀疑，他说：“朱子与蔡氏无书不讲明，岂有秘不与言之理?”(转引自明代杨时乔《周易全书》)。胡渭不仅赞同袁桷的说法，而且赞同朱震的说法，认为陈抟以先天图授种放，三传至邵雍，邵雍的“先天古易者，悉本此图可知也。”断定此图出自陈抟，源自《参同契》。

我认为说阴阳鱼太极图源于《周易参同契》“水火匡廓图”或“三五至精图”，也是值得分析的。后两图传为五代彭晓为诠释《周易参同契》而画的图，而经查《正统道藏》，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中并没有这两幅图，而只有一幅“明镜图”。(当然不能排除其他失传的版本中载有这两幅图。)退一步说即使彭晓作过这两幅图甚至哪怕《参同契》中就有这两幅图，也不能断定它就是太极图的源头，其道理同上述一样，从这两幅图的图形上看不出可以推衍出太极图的痕迹，但却有思想渊源关系。《参同契》首章说：“坎离匡廓，运毂正轴。”特别强调坎离，坎离为日月、日月为“易”。坎为阴中有阳，离为阳中有阴。“水火匡廓图”正是对坎(水)离(火)二卦的形象表示。这种阴阳相合，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消长流变的思想不正是太极图的基

本思想吗?从袁桷等人所叙流传谱系看，太极图道教是很有关系的。武夷君白玉蟾是道教内丹派南宗第五祖，“蜀之隐者”可能就是蜀中道士。

思想上的渊源关系并不等同于图形上的渊源关系。看来要考察太极图源自于什么图是很困难的事。我们还是来考证一下最早的太极图是何人所作这个问题吧。

首先要给太极图的图形定一个标准(正因为没有一个标准，所以上述原始时代的图形统统被称作“太极图”)，真正的太极图应当是内为阴阳鱼互纠图案、外为八卦或六十四卦环形图案。至于陈抟所传的“龙图”、“先天图”是不是这种图形，已无法考证。因而难以判断陈抟就是作此图的第一人。薛翁、蜀之隐者是否作此图，同样无考。检索现存文献资料，发现最早的一张太极图在南宋张行成的《翼玄》中。

张行成，生卒年不详，约生活于公元十二世纪，绍兴(113l～1137)进士，乾道二年(1166)向皇上进呈易学七书，其中《翼玄》即载有此图。

《翼玄》又作《翼元》，现存版本为两种，一是清乾隆李调元辑刊的《函海》本，一是1935年开始编辑出版的《丛书集成初编》，据《函海》本排印本。

今人郭或先生在《周易研究》1995年第4期发表《易先天图－－浑天象非张行成之

图》，其理由有四点：(1)张行成的“太极观是具体的六爻卦，是形而下的。”“与后来朱熹、蔡元定以《先天图》环中之‘中间虚者’为太极的宇宙论是不同的”。(2)洪迈没有提及，朱熹也没有评论。(3)邵雍并不以浑天术言天。(4)《翼玄》是注释《太玄》的，“用以明三元符号系统《太玄》的书中，又怎能有此二元符号系统的图呢?”我认为这几点意见很值得商榷。

第一，无论是“形而上”太极观还是“形而下”太极观，与阴阳鱼太极图都没有直接关系，郭氏说：张行成“既不以先天图中间虚处为太极，就不会有此《易先天图——浑天象》之图”。真不知这两者之间有何关系?阴阳鱼太极图中间并不是虚处，而恰恰是实处(由黑白两色交互构成)，如按郭氏的说法，恰是“形而下”，由“形而下”的太极观演变出“形而下”的图形不是更自然、合理吗?(当然并非如此简单，下文将具体分析)倒是“中间为虚处”的所谓“形而上”太极观只能派生出空心圆太极图，而难以派生出“阴阳鱼交互”这种“形而下”太极图。

第二，说掌管国史图书的洪迈如果见到阴阳鱼太极图就不会以黑白半圆表示两仪(“六十四卦生自两仪图”)。这种推测是没有说服力的。无论洪迈是否看见阴阳鱼图，都没有理由强迫他不许采用黑白半圆太极图，他可以不喜欢阴阳鱼图而更偏爱黑白半圆图。事实上，当时大多数人都是偏爱黑白半圆太极图的，因为它简单明快地表示了太极生两仪之理(这一点并不亚于阴阳鱼图)。如朱熹评论：“龟山取一张纸，画个圈子，用墨涂其半，云：这便是《易》。此说极好!《易》只是一阴一阳，做出许多般样。”(《朱子语类》卷六十五)“图左一边属阳，右一边属阴”。(同上)再说朱夫子无论怎样“博学多识”，也可能有未见到的东西。以此作为论据是站不住脚的。

而事实上绍熙四年(1193年)朱熹托蔡元定入蜀寻找易图，蔡从蜀之隐者手中求得三图后，可能给朱熹看过，因为庆元二年(1196年)朱熹在给蔡季通的信中说：“前日所说磨崖刻河、洛、先天诸图，适见甘君说阁皂山中新营精舍处，有石如削，似可镌刻，亦告以一本付之。‘先天’须刻卦印印之，乃佳。……三图须作篆，乃有古意，便当遣人送伯谟处也。”(《朱文公文集·续集》卷二《答蔡季通书》六十、六十一)这里说的“先天”图很可能就是这张“先天太极图”(外套六十四卦的阴阳鱼图)。可是到了次年(庆元三年，1197年)刻在阁皂山的图都只有“河图”、“洛书”两幅。为什么最终没把“先天图”刻上去呢?我看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磨岩镌刻比较困难，因为此图外套六十四卦(这一点可以肯定，至于里面是“阴阳鱼”图还是六十四卦方图已不可考)，要把这些复杂的卦爻刻上去是较困难的，所以朱熹设想“刻卦印印之”。二是与河、洛二图比较并不重要。根据胡渭的推测，此图“出希夷，源自伯阳，不若根柢大传五十有五之数为得其正耳。”可见这张图不如河、洛来得正宗。胡渭这句话是解释蔡季通“秘而不传”的原因的，而实际是蔡季通、朱熹都觉得没那么重要，加上镌刻又困难，所以就弃而不刻了。对此，束景南先生认为；所以只刻二图，是因为八分的“河图”与九宫的“洛书”本已包含了这张图，三图本为一图。(《中华太极图与太极文化》第20页)这种说法是可疑的，因为以阴阳鱼为底的河图、洛书是否存在本身就不能确定，怎么能说“三图本为一图”呢?

真正重视这张图并从中悟出“妙”道的除张行成本人外，就算是赵撝谦了，他说：“尝熟玩之，有太极函阴阳，阴阳函八卦自然之妙。”这个“妙”字是赵氏反复把玩(“熟玩”)之后才悟出来的，可见前人并没有这样去把玩，没有领悟个中妙处，当然也就不予重视了。因而不能以洪迈、朱熹没有评论过阴阳鱼图就否定张行成传过或作过此图。

第三，邵雍是否以浑天象言天在这里并不重要，问题是张行成是怎样理解邵雍先天图的。郭文中“易先天图”与“浑天象”之间用了破折号，而在《翼玄》中，“浑天象也”四字为双行小字附在“易先天图”的下面，显然是注释语，而郭氏却误以此为正文。张行成认为“易”就是浑天象，邵雍先天图就是主浑天说。“盖浑之理无异，唐一行能知之，而盖天家学失其本原，故子云、康节，皆非其说也”(《翼玄》卷一)认为邵雍不赞成盖天说。他还明确指出：“盖易者，天用地之数……浑天象也；玄者，地承天之数……盖天象也。”

第四，郭氏说《翼玄》中不可能有二元符号的图。不知郭先生是否阅读过《翼玄》?《翼玄》几乎通篇都是在比较《易》和《玄》的，换言之，《翼玄》正是通过与《易》的比较而注释《太玄》的，可以说处处都有“易”，处处都有二元符号。如卷一开宗明义：“一者，玄也。一生三，其数成六，天之用也。故易一卦六爻”。“易，天也，分于地者，君用臣也；玄者，地也，宗于天者，臣尊君也。”“玄用九数，故中于八；易用十五数，故中于九。易兼九六，玄独用九也。易之八者天体，玄之九者地用也。”再说“易先天图”正是与“太玄图”比较而列的，并认为“先天图”为浑天象，“太玄图”为盖天象。

以上四点仅针对郭文进行辩论，也只能说明张行成可能作太极图(易先天图)，还不足以证明太极图必定为张行成所作。这就需要从张行成自己的著述中加以分析。张行成在《翼玄》中提到的“易先天图”大概有三个：一个是先天方图，一个是先天圆图，一个是方圆合一图。

(一)易方圆合一图。卷一：“易方圆二图，天地相为体用也。”“盖易者，天用地之数，方圆二图合于一者，以圆包方，地在天内，浑天象也。”卷七：“易图方圆合一者，地在天中，浑天象也。”此图，即邵雍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图，图亦载于朱熹《周易本义》卷首。

(二)先天方图。卷一：“先天方图，乾位西北，坤位东南，天门地户也……”卷九：“先天方图从地而变，则一卦偏交八卦，是为六十四卦。”此图即邵雍先天方位图中的方图，表示被天包着的地。

(三)先天圆图。卷一：“易之圆图，自一阴一阳以口口口二则，由外而之内。”张行成对这张图似乎情有独钟，往往单称它为“先天图”。如卷十：“先天图合为一天也。”“先天图右行者，逆生气以变时也；左行者，顺布气以生物也。天地之道，逆境所以自生，顺境所以生人，亦忠恕之理也。…‘先天象圆，合乎一者天也。”

先天圆图中间加上“阴阳鱼”图形是完全合情合理的。“阴阳鱼”形正是对六十四卦方位圆图的形象说明。《翼玄》中已用了先天图“右行”、“左行”的字眼，除以上引文外，卷十还说：“易先天爻象图，自乾坤始者，阴阳之象，上下皆右行；自复遇始(当为“垢”之误)者，阴阳之象，上下皆左行，列于二也。”阴阳鱼”的左行、右行不正是卦爻的左行、右行吗?“列于二”如不是指阴阳——黑白二色的排列，那又是指什么呢?

张行成在另一专著《易通变》中，载十四图，其中第一幅图即“有极图”，“有极图”即“先天图”。此图实为方圆合图(圆图变形为八边形)。其中对圆图的解释可见看出“阴阳鱼”图的蕴义。“太极包含万象，以为有而未见，以为无而固存。……天地之象已具乎浑沦之中，太极之全体也。”(卷一)“圆图右行者，六变未有一之卦也；左行者，五变已有一之卦也。”(卷一)“先天图自一阴一阳六变各至于三十二，是为地之一柔一刚，复垢代乾坤以为父母，刚柔承阴阳以成变化，而天下之能事毕矣。”(卷一)以阴阳爻的变化解释六十四卦圆图的排列，而“阴阳鱼”图形恰好准确而形象地反映了这种卦爻变化。

在“阴阳鱼”图形中，右上方“白鱼”左行由大到小，依次为乾、兑、离、震(包括由这四卦作为下卦的4X8=32卦)，表示阳爻逐渐减少；左下方“黑鱼”右行由大到小，依次为坤、艮、坎、巽(包括由这四卦作为下卦的4X8=32卦)，表示阴爻逐渐减少。而阳爻减少的同时，阴爻在增多；阴爻减少的同时，阳爻在增多，所以用“黑白鱼”互纠表示。两个“鱼眼”则表示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其中“白鱼”中的“黑眼”表示离卦，“黑鱼”中的“白眼”表示坎卦。

在《翼玄》先天图中，以黑白小方格表示的六十四卦爻位变化图，乾、坤分别为六个白格、六个黑格(为大父母)，复、垢分别为一白五黑、一黑五白(为小父母)，阴阳变化自复姤开始，由复左行，由垢右行。如果按黑白格的多少组合起来(不考虑位置的高低)，那么恰恰就是一幅“阴阳鱼”图。张行成在找到六十四卦爻变规律的基础上，做出阴阳鱼互纠图，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郭或先生说“阴阳鱼”图只有“在黑白各半圆图的基础上应时衍变而产生”，未免太武断了。

张行成之后，似乎没有人直接提过他作有这么一幅图，不过，袁桷在讲太极图流变时，曾提到过他，“薛(季宣)授袁(溉)时尝言：河洛遗学多在蜀汉间，故士大夫闻是说者，争相购之。后有二张，曰行成精象数，曰縯通于玄。最后朱文公属其友蔡季通……”(转引自胡渭《易图明辨》卷三)从张行成的生平看，他是临邛人，“乾道间，由成都府路钤辖司干办公事丐祠，杜门十年。”(黄宗羲《宋元学案·张祝诸儒学案》)，他杜门著书，共七种，七十九卷。以邵雍之学为归宿，“取自陈希夷至邵氏所传先天卦数等四十图”(《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术数类》作“十四图”，为确。)“敷演解释，以通诸易之变，始若殊途，终归一致。”“先是康节之学有所传十四图者，世莫之传。先生得于蜀中估籍吏人之家，因演解之，以为象数之用。”(《宋元学案》)据此说，张行成以在蜀中之便，完全可能在蔡元定(季通)以前得到这幅图。

除了张行成，宋代还有没有人作过“阴阳鱼太极图”呢?据文献记载，至少还有两个人作过这类图。一个是早于张行成的郑东卿(少枚)，一个是晚于张行成的罗愿(端良)。郑东卿传“古先天图”：他作有《先天图注》，自序说：“东卿自学《易》以来，读易家文字百有余家，所可取者，古先天图、扬雄《太玄经》、关子明《洞极经》、魏伯阳《参同契》、邵尧夫《皇极经世书》而已……四家之学，皆兆于先天图。先天图，其《易》之源乎?复无文字解注，而世亦以为无用之物也。今予作方圆相生图，为先天图注脚，比之四家者为最简易。”郑东卿提到的“古先天图”至少早于扬雄，并不是他自作，他只是作了一幅“方圆相生图”为它作注脚。“古先天图”到底何样，不得而知。从名称上推测当是外套先天六十四卦一类图(当时冠以“先天图”名称者，全是指这类图，只是中间图形有“方形”与“阴阳鱼”形的区别)。

罗愿作“河图”：据明初宋濂介绍：“新安罗端良愿作阴阳相含之象，就其中八分之，以为八卦，谓之河图；用井文界分为九宫，谓之洛书。言出于青城山隐者，然不写为象。”(转引自胡渭《易图明辨》卷三)罗愿的这张图也说是从四川青城山隐者那里得来的，为阴阳相含之象，中间“八分之”，只是仍不称“太极图”，而称“河图”，不过图象也没有流传下来。胡渭认为就是后来赵仲全“古太极图”的样子。罗愿与朱熹是同乡(同是新安人，今安徽徽州)，又是挚友，因而可能朱熹在托蔡元定入蜀寻找三图之前，就看到了罗愿这张图，只是不重视，或不赞成(朱熹认为“河图”是十数图，而不是这张图)，所以不予评论。

宋代张行成、郑东卿、罗愿的这类先天太极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郑、罗的图以至于散佚。)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代初年。明代一反过去，人们开始真正关注这类图。

明初，赵伪谦在《六书本义》中载有“阴阳鱼”图，这张图过去被学者认为是第一张“太极图”，看来这个结论应该改写了。不过当时仍未称“太极图”，而是称“天地自然河图”(胡渭引用时称“天地自然之图”)。赵撝谦解释：伏羲时，荥阳一带的黄河中有龙马背负这张图浮出水面，所以被称为“河图”，《周易》说“河出图”，《尚书》说“河图在东序”，就是指这张图，而不是指九数图或十数图。

赵撝谦图与张行成图有一些不同：(1)赵图外圈为先天八卦，张图为先天六十四卦。(2)赵图“鱼头”棱角分明，“鱼眼”为偏长的泪痕状；张图“鱼头”线条柔和，“鱼眼”为圆形。

到了明末，赵仲全作《道学正宗》，书中载有“古太极图”，这是现存文献中第一次将这张图称为“古太极图”的。与赵撝谦图比较，在“阴阳鱼”上加了四条线，划分为八个区域。(胡渭认为罗愿当年的阴阳相含之象的“河图”就是这种样子。)这就将卦爻阴阳位数与“阴阳鱼图”黑白变化度数更严格地对应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后世干变万化的太极图(以两个半圆合成的太极图最为流行)，都是不对的，都不符合与卦爻位数严格对应的本义。其后在对这张图的称谓上，基本统一，此图最终确名为“太极图”，一直延用至今。

明代还有一位著名易学家来知德(1525～1604)，他自己创造过一幅类似的太极图，载《易经来注图解》。此图命名为“圆图”或“太极图”，其含义为阴阳互生——阳极生阴，阴极生阳。是在传统太极图的基础上稍加改造，但未能流行。

结论

1．“阴阳鱼”太极图的思想渊源可上推到原始时代的阴阳观念，但原始时代的有关图形、符号都不是也不能直接推衍出“阴阳鱼”太极图。

2．“阴阳鱼”太极图与道教有关，宋元及清代胡渭的部分有关观点基本可信，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内丹、阴阳等思想观念上。“水火匡廓图”与“三五至精图”同样也不能直接推衍出“阴阳鱼”太极图。

3．关于陈抟或薛翁、蜀之隐者、青城山隐者创作或始传“阴阳鱼”太极图的观点，因无以考证，只能存疑，不能轻易否定，也不能简单肯定。

4．现存文献中最早一张“阴阳鱼”太极鱼出自南宋张行成的《翼玄》。此图不是清康熙以后人窜入，这一点从《翼玄》、《易通变》的文字内容中可以得到证实。

5．“阴阳鱼”太极图经明初赵撝谦改造(简化)，定型于明末赵仲全。之后出现的由两个半圆合成的太极图(包括以左右半圆排列、以上下半圆排列等)都与本义不符。

中央是什么意思？

中央：

拼音：[zhōng yāng]

反义词：周围、四周、地方、角落、边缘、边际

近义词：重心、中心、焦点、主题、中间、核心、主旨

基本解释：

1、中心的地方(中,指一定范围内适中的统置;央指和四周或上下左右距离相等的位置)

禁卒居中央。--清. 方苞《狱中杂记》。

2、指国家或党派政治权力最高的地方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

详细解释：

1、四方之中

《诗·秦风·蒹葭》：“遡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荀子·大略》：“欲近四房，莫如中央。”《汉书·李寻传》：“震或於其国，国君之咎也。四方中央连国历州俱动者，其异最大。” 巴金 《灭亡》第七章：“房子底中央放着一张大餐桌。”

2、中间

《礼记·王制》：“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汉书·西域传序》：“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 明 徐渭 《桐乡冯母》诗之二：“青史他年定几行，太夫人传在中央。”

3、古指国君

《韩非子·扬权》：“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陈奇猷 集释引旧注：“四方谓臣民，中央谓主君。” 宋 宋祁 《宋景文笔记·杂说》：“欲正四方，先定中央。中央，君也。”

4、今指国家政权或政治团体的最高领导机构。

陈毅 《枣园曲》：“停车枣园路，记从前，人民革命，中央曾驻。”

5、古代以五方配五行，中央表土，土色黄，故又以中央代表**。

宋 邵伯温 《闻见前录》卷七：“上北征之夕，次 陈桥驿 ， 罗彦瓌 等献中央之服，立上为天子。”中央之服即黄袍。《幼学故事琼林·岁时》：“中央戊巳属土，其色黄，故中央帝曰黄帝。”

三峡悬棺的之谜

中央，汉语词语，读音为zhōng yāng，意思是指中心的地方。今指国家政权或政治团体的最高领导机构，出自《诗·秦风·蒹葭》。

解释

四方之中。

中间。

古指国君。

今指国家政权或政治团体的最高领导机构。

古代以五方配五行，中央表土，土色黄，故又以中央代表**。?

出处

宋 邵伯温《闻见前录》卷七：“上北征之夕，次 陈桥驿 ， 罗彦瓌等献中央之服，立上为天子。”中央之服即黄袍。《幼学故事琼林·岁时》：“中央戊巳属土，其色黄，故中央帝曰黄帝。”

《诗·秦风·蒹葭》：“遡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荀子·大略》：“欲近四房，莫如中央。”《汉书·李寻传》：“震或於其国，国君之咎也。四方中央连国历州俱动者，其异最大。”巴金《灭亡》第七章：“房子底中央放着一张大餐桌。”

《韩非子·扬权》：“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陈奇猷集释引旧注：“四方谓臣民，中央谓主君。”宋 宋祁《宋景文笔记·杂说》：“欲正四方，先定中央。中央，君也。”

陈毅《枣园曲》：“停车枣园路，记从前，人民革命，中央曾驻。”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中央

三峡大峡谷峭壁是历史回音壁，三峡大峡谷的悬岩是一排排悬念与悬案。在绝壁悬岩之上，悬藏着迄今难以解读的千古之谜——悬棺葬。它构成一道风景，一派人文奇观，反映了古代三峡民族一种奇特的葬俗，更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在三峡悬岩峭壁、湍流险水之间，布有许多洞穴，因为原始人类曾经历过“穴居”时代，不少洞穴中都留存有古人类的遗迹，因而许多洞穴都披上了神密的面纱。故有旧诗云：“夷陵多名山，夷山多名洞。”如瞿塘峡中的“黄金洞”，传说就极为神秘。1958年，白盐山白龙洞村民杨文平用粗绳和爪钩冒险探洞，获得一柄柳叶形巴式青铜剑而归。已故的研究巴蜀文化的著名学者童恩正先生据此创作了小说和**剧本《古峡迷雾》，叙述楚灭巴国时巴王逃到黄金洞后神秘失踪的传奇故事，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1996年，由中国、英国、爱尔兰三国组成的探险队成功地进入了传说神秘的黄金洞，但他们在洞中所见到的只是一堆白骨、散乱的木屑，以及洞壁上模糊不清的文字和绘画。是何年何人所留？仍是一串难解之迷。而在这些神密的洞穴中，最为神密的还是名传遐迩的洞中悬棺。

一、三峡悬棺溯源考

三峡悬棺信息，最初来自古籍载述与民间传说。据学者考查：“悬棺”一词最早来自公元6世纪《太平御览》卷四七《武夷山》条，肖子开《建安记》引南朝·梁陈间人顾野王（公元519-581）谓福建武夷山，乃“地仙之宅，半岩有悬棺数千。”1948年著名民族学家芮逸夫在《僚为仡佬试考》一文中，首次把“悬棺葬”作为专有名词提出。之后，“悬棺葬”一词逐渐为众多学者接受。长期致力于岩葬研究的学者陈明芳，对“悬棺葬”作了这样的界定：“悬棺葬是崖葬中将殓尸棺木高置于临江面海，倚山傍水的悬崖峭壁之上的一种葬俗。”?③

三峡崖葬的历史最早记载至少要上推至南北朝时期。《水经注》载云：“江之左岸，绝崖壁立数百丈，飞鸟所不能栖。有一火烬，插在崖间，远见可长数尺。父老传言，昔洪水之时，人蒲（泊）舟崖侧，以余烬插之岩侧，至今犹存，故先后相承，谓之插灶也。”“插灶”就是悬棺。古人不识悬棺庐山真面目，往往把它想象为“插灶”……试想烧过的“火烬”（类似木炭）何以能永远插在崖间？而且其形“长数尺”，这不是棺木又是什么？进入唐代后人们始认识发现三峡绝壁上悬藏之物为悬棺。唐代将军王果路过三峡时也发现了悬棺，古籍多有记载。《太平御览》559卷载：“《神怪志》曰：王果经三峡，见石壁有物悬之如棺，使取之，乃一棺也，发之骸骨存焉。”北宋·邵伯温《闻见后录》载云：“三峡中石壁千万仞，飞鸟悬猿不可及之处，有洞穴，累棺椁，或大或小，历历可数，峡中人谓之仙人棺椁云。”苏轼《出峡》诗中有云：“忽惊巫峡尾，岩腹有穿圹，仰望天苍苍，石室开南向……铁楯横半空，俯瞰不计丈。古人谁架构？下有不测浪，石窦见天釐，瓦棺悲古葬。”诗中所描述的当是铁棺峡中之悬棺。明清以来的地方志亦多有三峡悬棺的记载。这些记载，描绘出人们对悬棺逐步认识的过程。

当我们解读峡江两岸的景点时，也会惊奇地发现：许多景点的名称都与悬棺有关，或者说直接出自悬棺。如：

兵书匣。明·正德《夔州府志》载：“兵书匣，在瞿塘峡半，远视若露一匣，高悬不能至。”曹学亻全《蜀中名胜记》亦载：“赤岬山，岩穴中露一匣，甚高不可升，相传乃古兵书匣。”

风箱峡。清光绪《奉节县志》载：“风箱峡，在瞿塘峡中赤岬山下，崖穴间高不可升，相传鲁班之风箱也。”清·许瓒《东还纪程》载：“夔门时有风箱峡者，数仞绝壁中迭置木匣，如风箱甚多，仰望色如朽木，较棺形则小，其景象颇相类也。”清光绪《巫山县志》载：“风箱峡在旧大昌县境，悬壁之上垒垒，形类风箱或类棺。”“鲁班岩，治东十五里，上有斧凿风箱形迹。”

兵书宝剑峡。清嘉庆《归州志》载：“兵书峡，州东二十里，一名铁棺，灵迹在白狗峡东。”清·王世正《蜀道驿程记》载云：“过兵书峡，峡半石壁有洞，中有石，形如卷，俗谓武候兵书。”明代文学家何景明据三峡民间传说写了一首诗：“空岩一卷书，绿苔字应灭。志决功不成，千载有余烈。”?

龙船河。清光绪《巴东县志》载：“西氵襄溪，两岸壁立千寻，有敞艇在石罅间，去水约半里许，望之舷艄可辨。”西氵襄溪位于长江北岸，溪水与长江汇合处石壁间有悬棺如船，民间逐称之为龙船河。

箱子岩。清同治《宜昌府志》载：“雾渡河箱子岩。去宜昌城北三十里，相传有避乱岩上，有木箱至今不朽。”

从上述有关三峡悬棺葬的历史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出，三峡地区悬棺葬遗存历史久远，古籍中所见的载述年代最早的距今约1500余年，但由于古人科技水平有限，对三峡悬棺的发现与认识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并衍生附会出了种种神话至今仍在民间流传。

二、三峡地区悬棺葬的分布状态

据目前已知的情况来看，中国悬棺葬的地理分布几乎全部集中在南方，主要分布在福建、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以及台湾等11省市境内河流两岸的峡谷之中。三峡地区的悬棺葬是按自然地理组合的一个特定区域，也是中国南方悬棺葬中文化蕴藏最为丰富、最具民族学研究价值的悬棺葬区之一。与长江三峡工程兴建后形成的大库区不同，三峡悬棺葬仅限于峡中的六个县（即现重庆市的奉节、巫山、巫溪、湖北西部的巴东、秭归、宜昌），以及峡江两岸溪河峡谷的悬崖绝壁之上。其分布特点是以峡江主流为中心向两岸的支流辐射，由一线多点、多线串连而形成的网状结构。其民族属性和文化内涵、具有十分明显的联系性和共性。

（一）三峡主流悬棺葬的分布情况

三峡主流上起奉节瞿塘峡，下至宜昌西陵峡口，全长约192公里。自古至今，先后发现的著名悬棺点有十余处：

赤岬山“兵书匣”。载于古籍和地方志，穴中棺木数与棺中遗物不详。

粉壁堂。位于夔门南岸，以岩壁上集中有大量古代石刻而得名。岩间有一洞穴高出江面50米左右，中有悬棺一具。

黄金洞。位于瞿塘峡南岸的绝壁上的一个天然石洞。1958年有峡民进洞探宝，得一把巴式青铜剑而归。1996年科学探险队再次进洞，仅见一堆尸骨。

吊槽。位于瞿塘峡南岸峭岩间，高出江面70米左右，中有棺木一具，旁有木桩方孔。

风箱峡。位于瞿塘峡北岸赤甲山半岩间，上距山顶约100米，下距江面约70米，垂直的岩石裂缝处有“风箱峡”三个大字。1971年有三位峡民为了寻找“龙骨”从悬岩上攀入风箱峡，发现岩隙里横置的木桩上叠置着12具棺木，毁坏棺木8具，**一柄巴式青铜剑、木剑鞘、一把铜斧、一些料珠装饰品，还有一只制作十分精美的男式圆口镂空雕花铜鞋。风箱峡一带是一个岩葬群，距此处东面50米绝壁的两条岩缝中，仍可见有悬棺存在。

盔甲洞。《夔州志》载：相传此洞为宋代女将穆桂英藏盔甲的地方，这与“孟良梯”一样当然也是一种附会。盔甲洞在风箱峡斜对面的南岸半岩间，下距江面约100米。童恩正先生曾有专文记载盔甲洞悬棺发现的文物。1958年，白帝城供销社请一位老工人进洞探宝，发现棺木三具，取出的文物现存白帝城文物陈列室，计有巴式青铜剑、木梳一把等。

铁棺峡。位于西陵峡南岸巴东境内的楠木园。铁棺峡长达500多米，距江面数十米的峭壁上有一排天然岩洞，因年代久远，悬葬之棺木色泽灰黑如铁，铁棺峡因此而得名，惜洞中棺木屡遭破坏无一幸存。

兵书宝剑峡。位于西陵峡秭归县境北岸，船过香溪即可见崖壁上有一条状突兀岩石象一把宝剑倒插在岩石中，这就是“宝剑”。在下游距江面约200米处峭岩间有一天然洞穴，穴中有一叠形状如书之物，相传为诸葛亮入蜀时留藏的“兵书”，实则是棺木。1955年四川下来几位采药老人用绳索入洞中，发现内有两具棺木，揭开了“兵书”之谜。

（二）三峡支流悬棺葬的分布情况

三峡两岸汇入峡江的溪河，皆为陡峭的峡谷，崖壁半腰均有悬棺葬分布，主要有：

奉节草堂河悬棺群：主要有三架岩悬棺，现洞中仅存木杠。

巫山错开峡氵四氵襄悬棺群：有棺木阡、天子庙两处悬棺，内有悬棺10余具，现仅存4具。

巫山大宁河（巫溪）段悬棺群：主要有龙门峡（因有多处悬棺，亦称铁棺峡）巴雾峡、滴翠峡飞云洞、大昌水口等5处悬棺葬。多为天然洞穴，每洞有1—2具棺木。悬棺穴距水面最低约40米，最高达200余米。成为小三峡里的一大景观。

巫溪县大宁河段悬棺群：主要有烂船湾、月亮洞、猫子石、棺木岩、黄岩硝洞、四方洞、南门湾、凤凰山、九层楼……等10多处悬棺葬，可谓星罗棋布。距巫溪县城北30公里，位于大宁河与东溪河交汇处的荆竹坝悬棺葬群，高崖间石穴交错、棺木累累，计有25具之多，景象十分壮观。1979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曾攀登上高崖实地考察，对其中18号棺进行了清理，两具尸骨一男一女均少年，随葬物有铜器三件。

巴东县龙船河悬棺群：龙船河古名西氵襄溪，因有悬棺形似木船而得名。从与长江汇合处起的沿河两岸峭壁间多有悬棺，有人统计至少在10具以上，但多遭破坏；距龙船河北面5公里处的罗坪河，绝壁上的自然洞穴里亦有悬棺遗存。

秭归县九畹溪悬棺群：九畹溪位于西陵峡南岸，相传屈原少年时代曾在此溪畔种植九畹芝兰，悬棺群在距峡江约15公里的九畹溪两岸，地名棺木岩。棺木岩高700余米左右，红褐色的崖壁间天生一道横向大裂缝，距地面约50米，裂缝中放置着7具棺木。民间有诗云：“自古流传棺木岩，鸟鸣猿啼动人情，雪飘草木山戴孝，风吹松杉树举哀，春到百花呈奠礼，夜来明月照灵台，不知亡者何朝代？棺木七副洞穴埋。”现棺木都遭盗棺者破坏。

秭归县磨坪青干河支流悬棺群：在西陵峡南岸磨坪乡一处长约120米、高约100米的峭壁上，一排洞穴和石缝中放置有131口棺木。通过望远镜还可看见棺木旁的一捆绳索。这是迄今为止三峡地区发现的最大的悬棺葬群，极具研究价值。尽管还未进洞穴发掘棺中遗物，但考古工作者认为：通过这一捆绳索，有可能解读悬棺如何放置的千古之谜。

夷陵区黄柏河悬棺群：该悬棺群位于西陵峡北岸约20公里的黄柏河两岸。在一处距地面约100米的陡峭岩壁间有一自然洞穴，洞分内外两层，其中放置有30多具棺木，洞中央还有一具较大的套棺，长约2米，高约1米，棺木均为整木挖凿而成，木质坚硬。历史上屡遭盗棺者破坏，1958年和1979年；先后两次有入洞者掀下棺木20多具。与棺材岩隔河相望的龙王洞，也是一处悬棺葬，内有棺木6具。

从以上三峡地区悬棺葬的地理分布情况，可看出一个十分明显的分布特点：即峡江主流的悬棺相对稀少，宛若疏星半月点缀在璀灿银河之间；而峡江两岸支流之悬棺葬则星罗棋布、鳞次栉比，整个三峡地区的悬棺葬分布，便以峡江主流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网状板块。这一特点的形成，与古代三峡民族部落分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是人口聚居状况的反映。峡中峰高岩陡，少有坪地可供人类居住和农耕，而两岸支流河谷地势稍平，且土地肥沃、交通方便，古民村落大都分布于此。悬棺葬分布正是古代部落、村落分布的缩影。了解这一点，对于研究三峡地区悬棺葬之族属及文化内涵大有帮助。

三、三峡悬棺葬的地域特色

三峡地区悬棺葬所展示的文化内涵，同中国南方各地的悬棺葬相比较，即有其共同性和许多相似之处，也具有其个性，亦即鲜明的三峡地域特色。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悬棺葬类型上多为自然选择，形式较为单一。由于三峡大峡谷地质结构多为石灰岩，经水溶和渗透后呈现出“喀斯特”地貌（即岩溶地貌），两岸多奇峰峭壁、怪石嶙峋、溶洞迭出，所谓“夷山多名洞”便是三峡地貌的写照。因此，三峡的悬棺葬一般都选择在自然洞穴，而少见有人工开凿式、悬棺木桩式等其它类型。选择不需加工的自然洞穴（溶洞、岩壁间缝隙）作为悬棺葬之地，反映了三峡地区悬棺葬的原始性与古朴性，与新石器时代的土坑葬更为接近。

（二）悬棺的棺木多采用整木挖凿而成。由于古代三峡地区森林资源丰富、古木参天、古人就地取材为棺。悬棺棺木的简易加工和制作粗糙，也表明当时生产技术水平低下，尚处于落后的农耕时代，距今年代较为久远。

（三）在悬棺的放置方法上因地制宜。悬棺的棺木是如何放置在数百米高的悬崖绝壁之间的洞穴里？这一直是古今学者苦苦探解的一个谜。对此，人们众说纷纭，有的甚至不惜财力做实地模拟实验。有堆物说（即在悬棺下堆积石土或它物以升高）、云梯说（类似古代战争之攻城）、地貌变迁说（认为古代江河水位高于现代，距悬棺葬处距离甚近）、栈道说、“悬索下柩”说。很明显，人们推测的许多悬棺置放方法，都是不切合三峡地区悬棺葬实际的，地貌变迁也难以解释，因为三峡地区自有人类聚居历史以来，未见有如此高水位记载。据现已发现的三峡地区悬棺葬来看，宜昌学者刘不朽同志认为：三峡地区悬棺在放置方法上采用“悬索法”的痕迹十分明显。最近在秭归磨坪乡发现的悬棺洞穴中犹遗存有一捆绳索，便是“悬索法”的重要痕迹。现代一些进入三峡悬棺中“盗宝”者，均采用从崖上悬绳索下吊入洞而取得了成功，也可以作为佐证。还有一点值得引起重视，那就是“悬索法”乃是三峡山民们惯用的古老传统作业技术，至今山民们在悬崖峭壁间采药、砍柴和劈岩筑路时，仍在普遍使用。当然，这也与峡中民族剽悍、勇敢的素质有关。“栈道法”（即在岩上凿孔架木作栈道）亦有数例。有学者推断：瞿塘峡南岸的“孟良梯”（现存65个方形凿孔）可能是通往悬棺葬洞穴的栈道，因为附近有吊槽、粉壁堂、盔甲洞等多处悬棺葬。但即使用栈道，也还须用绳索辅助。总之，“悬索法”似可破解三峡悬棺“悬”入悬崖绝壁洞穴之千古悬念与悬案。

四、三峡悬棺葬的年代

三峡地区悬棺葬的年代，在上述论述中已显端倪。通过悬棺遗存物品和碳14测定，大致可以确定其安葬年代。从随葬品来看，专家们经分析指出：长江三峡地区“悬棺葬中的随葬品多为战国时期的柳叶形巴式剑、楚式剑、楚式高背木梳、西汉文帝四铢半两钱，另有西汉时常见的长喙水鸟状和钩头蛇首状带钩和东汉五铢钱等等，这一地区悬棺葬流行的年代大致应为战国至东汉时期。”上世纪80年代初亲自到西陵峡一带作过实地考察的舒之梅先生称：“曾在宜昌新坪棺材岩拣到残棺材板送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放射性碳素断代测定，结果2270前后80年，树轮校正年代2275前后90年，约当公元前325年，时为战国中期偏晚。”两者映证，年代基本上吻合，因此也是可信的。三峡地区在战国时代是巴、楚聚居之地，其人“半巴半楚”，亦是巴、楚相互争伐之地。《华阳国志·巴志》载云：“楚、巴数攻伐，故置扞关、阳关、沔关。”古代学者考证，扞关有两处：一在巴山县（长阳），一在鱼腹（奉节）。悬葬中之巴式剑、楚式剑，正是当时巴楚间战争之反映。所以可以认为：三峡地区悬棺葬产生的年代，可上溯到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其流行之盛期在战国时代，至汉代已逐渐稀少流行，仅有一、二处悬棺中发现西汉、东汉钱币便是最好的证明。秦国灭巴后，巴人部落已分散瓦解，大都迁徙出三峡地区。

五、三峡悬棺葬的族属

悬棺葬的年代与族属有着密切关系。自殷商、西周时期起，三峡地区曾有许多民族部落在此活动和聚居，但战国时代活动时间最长、占统治地位的是巴人和楚人。巴之名最早见之于殷墟甲骨文，当时称之为“巴方”，是一个很有实力的方国。顾颉刚先生《中国历史地图集》中考证，“巴方”位于汉水、巴江之间，楚、邓之南。据学者考证，巴人是参加武王伐纣时《牧誓》中八大部落之一。杨守敬《水经图注》认为：“参加《牧誓》大会的彭人，就是著称于春秋经传的巴人，当为武丁时‘巴方’的后裔。”“巴人这一族名，是彭人、宗贝人、板楯蛮夷、月勾忍夷、阆中夷、白虎夷的总称。”杨守敬出生在三峡，对三峡地理、历史颇有研究，其观点极有见地。《华阳国志·巴志》载云：“其地东至鱼腹”，即今重庆以东三峡一带，正是巴人活动的地域。特别是在三峡悬棺葬中，有10余处出土有柳叶形巴式剑，与巴人在三峡活动的地区、年代三者吻合，足可以证明三峡棺葬的主人是巴人无疑。但是，多年来献身于中国悬棺葬研究并取得显著成绩的陈明芳先生却另有见解，她认为：“长江三峡地区的悬棺葬可能与这里古代亻襄人和延虫人有关”，“可以认为，长江三峡地区的悬棺葬为古代濮人、越人后裔的葬俗。”研究巴蜀文化的著名学者林向先生的观点大致相同，也认为“川东峡江地区的崖葬可能是古代亻襄、延虫族的遗存。”他们不赞同巴人说的理由是共同的，即“巴是国名，而非族名。”上世纪末，四川著名学者段渝先生推出了巴蜀古代文明研究新成果，他指出“古代居息繁衍在这个地域内的各个族也被统称为巴，并由此派生出巴人、巴族、巴国、巴文化等概念。从这个意义上看，巴这个名称包有地、人、族、国、文化等多层次的复杂内涵，是一个复合性概念。”这可能是对巴是国名而非族名以及三峡悬棺葬的主人是否为巴人的最好的回答。当然，古代生息繁衍在三峡地区的民族多而且杂，对这些民族的起源与演变的研究虽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多为百家之言，尚未有定论。在古史的传说时代，三峡一带当属南方的苗蛮集团，亦即张正明先生在《楚文化史》中所说：“新石器时代江汉地区的土著，是传说中的三苗。”而后又出现“百越”的“百濮”：峡中秭归古为夔国，有学者认为夔即“夔越”，是百越的一支；三峡地区也是“百濮所充”之地，有学者考证“濮在今湖北枝江西”，与巴人活动的地域相同。所以，许多学者都认为巴族可能是越、濮的后裔，或者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

六、三峡悬棺葬的文化内涵

自从1000多年前在中国南方发现了奇特的悬棺之后，众多仁人志士就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悬棺葬俗之起源及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毫无疑问，奇特的葬俗形式，乃是人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一种奇特的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产物。学者们在探讨悬棺葬起源时，普遍认为这是人类葬俗的演进，悬棺葬与史前人类穴居和新石器时代土葬有密切联系，是一些民族宗教观念的反映。具体到悬棺葬俗形成的原因，则是见仁见智，各说不一，且颇多臆想与猜测，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诸说：

（1）祖先崇拜说。将父母祖先的尸体高置在临水高崖上，既便于后代子孙瞻仰，也能让祖先的英魂保佑子子孙孙繁荣昌盛。古人多有此说：唐张族鸟《朝野佥载》载曰：“五溪蛮父母死……尽产为棺，于临江高山半助凿龛以葬之，自山上悬索下柩，弥高者以为至孝，既终身不复祭祀。”乾隆《珙县志》载：“珙县多棘人人……相传有罗因者，以棘人人尝灭其祖，乃教以悬棺崖上，子孙高显。于是争挂高岩以趋吉。”

（2）普渡灵魂说。古人把人的形体叫作“形”，魂魄附之于形体，即所谓“附形之灵为魄，附气之神为灵”。有学者认为：棺木（尤其是船形棺木）好似独木船，将死者脱离形体的灵魂，载渡到天堂极乐世界。楚辞《招魂》所表现的正是“超度亡者灵魂”这一原始的灵魂观念和三峡地区古老的民族习俗。

（3）“升天”成仙说。古人以为高山高崖距离九天仙境最近，所以称悬棺洞穴为“仙馆”，悬棺葬为“地仙之墓”。子孙将祖先尸骨安葬在高不可攀的悬岩绝壁之上，宛若进入云雾飘绕的神仙境界，既可避鬼怪的干扰，又可以高高地瞻仰祖先。

（4）归真或返洞归源说。即所谓来之于水，返之于水，来之于山，返之于山，居之于洞穴，回归洞穴。原始人类曾有过“穴居”时代，狩猎于山林，捕鱼于水泽，对山水自然有着深深眷恋之情。将祖先悬葬于水边山崖洞穴，有送其回归自然之意。《红楼梦》中林黛玉的《葬花辞》“质本洁来还洁去”便是回归观念的反映。

此外，还有“保护尸体”说、“抑制天花传染”说等等，不一而足。多为望悬棺而生义、难以令人信服，上述四种主要观点，皆为国内外研究悬棺的学者中甚为流行的见解。各说都有所据，具有一定说服力。

总之，三峡悬棺葬，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从一个侧面鲜明地反映了早期三峡人的人文宗教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