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锦铸铜十二生肖壶_十二生肖瓷盘

1.金属工艺的历史

古代十二生肖老虎是做容器的，即虎子。

虎子以其形似伏虎而得名，是当时的实用便器（夜壶）。“虎子”的出现据说还与西汉名将李广有关，《西京杂记》曾记载，某一天，李广和他弟弟一起打猎，射死一只卧虎，便“铸铜像其形为溲器，示厌辱也”。虽然这可能只是个传说，但它说明，把夜壶制成虎形，反映了古人对老虎既畏惧又厌恶的心情，同时又希望将门出虎子的复杂心理。有人认为虎子是酒器或水器，不是夜壶。可是从解放后出土的文物情况看，虎子都出于男性墓或夫妻合葬墓的男性一边，而且都放在死者脚边或单置一处。亦可说明多为便器。又山东沂南汉代画像石中有一幅涤器图，图上有一仆人在庭院里手持笤帚扫地，身后有一口大水缸，地上放着一只虎子。从这幅涤器图可以看出，这种随便放在地上的虎子，绝不会是酒器；而虎子的造型与结构，也不适宜用来做取水工具。

金属工艺的历史

虎符，亦称兵符，因作成伏虎状，故名，它是古代帝王授予臣属兵权和调动军队所用的凭证。虎符能分成左右两半，用兵时，左一半交给带兵的将帅，右一半由国君保存。要调动军队时，国君将右一半交给差遣的将领拿去和带兵将帅手中的左一半扣合，互相符合完整表示命令验证可信，方有权调动军队。

唐代铜器，因陶瓷工艺的迅速发展而在某些日用器皿上相对减少，甚至被替代，但仍获一定发展。像河南洛阳西郊涧河西唐墓出土的铜盘、铜洗和铜灯，内蒙古赤峰唐墓出土的铜碗、铜薰炉、铜勺和铜匕，安徽太和唐墓的铜粉盒、铜灯等，造型轻薄单纯,比较实用。西安博物馆收藏的有唐睿宗景云二年(711)铭文的铜钟，重万余斤，钟身饰有舞狮、翔鹤、云纹、宝相花等纹样。然而此时铜器中最具特色和水平的，要属铜镜。唐代铜镜，庄丽丰满，风采迥异，质纯而精，镜面光亮平滑。由于合金中锡的成分增多，色泽净白如银。早期常见花饰纹样有葡萄海兽纹和云龙纹等；中期葡萄海兽纹渐次减少，鹤衔瑞草纹等图案增多，装饰精美的双鸾衔绶、宝相花缠枝花、狩猎和打马球等镜纹，以及加工特别精致的金银平脱、镶嵌松石和螺钿的花鸟镜，都完成于玄宗开元 (713～741)、天宝(742～756)年间;晚期制作较简略,素镜渐多。唐镜的图案构成，突破了从镜钮到边缘同心圆的层层布局，多应用散点和适合的章法，简练明快，完美和谐。另外还创有多种花式镜，常见的有葵花、菱花等多种形式，并新创无钮有柄手镜，使用更为方便。其装饰技法，除传统的浮雕、浅雕、剔雕外，尚有贴金银、嵌宝石、镀金、彩釉和漆绘等。

宋代的金属工艺是在唐五代的基础上发展而成，已排除了来自波斯萨珊王朝的异国情调，适应城市平民生活的需要，制造了大量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金属器皿。

宋代金银器已非常发达。皇家所用的金银皿由少府鉴、文思院掌造。据记载都城汴梁已有金银铺，南宋朝廷及王公贵族对金银器的需求有增无减。从记载及考古发掘来看,宋代金银制品多为酒器、茶具和装饰品。1959年，在四川德阳出土了大量宋代银器,除茶酒器具外,还有许多日用器皿。其中一只银盒上刻有双孔雀，外饰缠枝花，精美可爱。南京幕府山北宋中期墓中出土的鸡心形金饰,集镂空、錾刻、掐丝等技艺于一器,说明北宋江宁(今南京)金银制品作工精细，技艺高超。衢州（今浙江省境内）南宋咸淳十年(1274)史绳祖夫妇墓出土的八角形银杯、八卦纹银杯、银梅瓶、银丝盒等都是南宋银器的崭新造型。四川德阳出土的理宗淳九年(1249)孝泉镇银铺打造的银梅瓶、形器、执壶、尊、托杯、壶、刻花盒等器形，锤工整，比例协调，有着恬静舒畅的特点，反映了南宋城镇金银器普遍发展的趋势。宋代铜器继唐局铸和南唐官铸，又有了一定的发展。日用器皿大量增加，主要有铫、瓶、熨斗、火锹、火筋、火夹、沙锣、匙筋、香炉、帘钩及杯、盘、壶、罐、盒、炉等。造型大都简洁洗练，注重实用性，部分器物的造型与瓷器相似,可能为相互影响的结果。另外,佛像、祭器、乐器等也有一定的生产。宋代铜器工艺中重要的有仿古□器和铜镜两类：①仿古器，在宋代主要充作礼乐和祭祀之器，北宋末年曾大量生产，其器物铸造精工，忠于原器，造型敦朴古雅，对后世仿古器的生产有一定影响。②铜镜，因需求量大而大量生产，成为铜器行业中的主要产品。宋代铜镜注重实用,不崇华侈,器体轻薄，装饰简洁，形状仍以圆形为主，亦有方形、亚字形、弧形、菱形、四方圆角式、菱角形及带柄等多种形式。背面多铸有花鸟、虫鱼、走兽、人物、故事、佛道、山水、楼阁、船舶、祥瑞、四灵、十二生肖、八卦、星象、字、摩竭、铭抨等图案纹饰，亦有光素无纹者。图案处理常采取隐起、阳线并用，以线的韵律、节奏来增强纹饰的起伏与重量，克服了因体薄而造成的轻浮单调的感觉。其中的动植物图案，形象准确，姿态生动，构图丰富多变。山水人物图案的构图处理富有绘画效果。宋代铜镜多产于湖州、临安(在今浙江省)、饶州、吉州、抚州（在今江西省）、成都（今四川省）等地。

辽代的金属工艺，既受波斯萨珊王朝的影响，又继承了唐代的传统，并根据本民族的生活习性而创造了富有特征的金属工艺。如鸡心壶、八角铜镜及鎏金凤冠等。金代的金银器出土甚少，铜镜有四手观音双面镜、观音纹阳燧镜、双兽连珠镜、莲花八乳镜、双鱼镜等。西夏对金属工艺比较重视，设有专门机构掌管，西夏王陵出土有金银器残件以及鎏金铜卧牛等。在金属工艺发达的基础上，金银工艺也随之发展，在部分铜铁器物上按图案阴槽，填以金、银、丝、块、圈、点等，构成优美的装饰，与原器质地相映成辉，光彩闪烁。

元代金属工艺以金、银、铜、铁、锡为其主要原料，以铸、锤、□、錾、刻、编、累、掐、嵌等技术制成不同用途的日用器物和高级工艺美术品。当时的贵族阶层和酒楼饭庄都普遍使用金、银器。但朝廷对金器如同玉器一样控制极严，只准五品以上官员才能使用金、玉茶酒器。金器工艺以掐、累、镶嵌技术为其尖端，亦称金细工艺。除了以金制成器物之外，还削金为泥，锤□为箔、丝等，用于丝织、漆器、木器的装饰及镀金以饰银铜之器。银器没有金器贵重，在城乡富有者中也普遍使用。银器工艺在技术上与金器相似。见诸著录或款识的金银工匠有朱碧山、谢君余、谢君和、唐俊卿、章仲英等。其中以朱碧山最为知名，他与书画家柯九思有过交往，所制酒器有槎杯、虾杯、蟹杯等，另还铸造过昭君像、达摩像等陈设和金茶壶。铸铜名匠有杭城姜娘子、平江王吉等人。铜镜仍是元人整容的必备用器，多重实用，精美者较少。 金属工艺　明代金银器工艺的特点是与宝石镶嵌结合。内廷设银作局，专为皇家打造金银器。其代表有十三陵定陵出土的金冠和江西明益王墓出土的各种金银器物等。清代内廷金银器由养心殿造办处制造。康熙五十四年造双龙钮金编钟一套16件，共重460余公斤。乾隆年间最大的金塔高约5.33米,用金11119余两，现存的弘历皇帝母崇庆皇太后金发塔，通高1.47米，用金3000余两。银器作为金器的代用品，制成首饰、器皿，通行全国城乡。铸铜工艺获得了特殊发展，最著名的是铸于永乐年间，现存于北京大钟寺的金刚华严钟，通高6.94米，外径3.3米,重约 46.5吨，为国内现存最大铜钟。钟内外铸有《华严经》、《金刚经》、《金光明经》等，共22.7万余馆阁体楷字。字体典雅严谨、端庄秀媚。宣德鼎□，因产于宣德年间，又称宣德炉，以后历代均有仿制。据文献记载，是以外国的铜、铅、锡、□砂、紫□、胭脂石、安澜砂等原料，经多达十二炼后成器，以充庙宇供器或室内案头陈设。因其名贵异常，传世稀少，故内廷与厂肆仿制成风。铸铜名家胡文明、张明歧、石叟等皆有制品传世。紫禁城内的铜狮、铜炉、铜缸、铜龟、铜鹤等陈设足以代表乾隆年间铸铜工艺的水平。

金银工艺是铁器的装饰，在少数民族地区尤为盛行。多层镂空金银铁碗套是藏族铁金工艺的精华。清初安徽芜湖铁工汤鹏，创铁画，锤锻铁块，制成多种书画作品，别具一格。锡器作为银器的代用品而通行民间，明末清初归复善制锡壶，继之者有朱坚、陈鸿寿等人，所制锡壶颇受文人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