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十二生肖铜镜_12生肖铜镜价格及图片

综观中国古代铜镜发展的历史，从四千年前我国出现铜镜以后，各个时期的铜镜反映了它的早期（齐家文化与商周铜镜），流行（春秋战国铜镜），鼎盛（汉代铜镜），中衰（三国、晋、魏、南北朝铜镜），繁荣（隋唐铜镜），衰落（五代、十国、宋、金、元铜镜）等几个阶段。从其流行程度、铸造技术、艺术风格和其成就等几个方面来看，战国、两汉、唐代是三个最重要的发展时期。 商代铜镜均为圆形。镜面近平或微凸，镜身较薄，背面中央有一拱起的弓形（或称桥形）钮。西周铜镜也都是圆形的，镜面平直或微凸，镜身较薄，镜钮有弓形、半环形、长方形多种。又可分为素镜、重环镜、鸟兽纹镜三类。

这时以素镜为主，到西周中期出现了有纹饰的铜镜，到晚期镜背的纹饰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动物纹饰，打破了传统的风格。

素镜：指镜的背面没有纹饰。

重环纹镜：镜面微凸，背面有弓形钮，饰重环纹。

鸟兽纹镜：镜身平直，背面有两个平行弓形钮。在钮的上方用鹿纹，在下方有展开双翅的鸟纹。 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中是一个成熟和大发展的时期，是中国古代铜镜由稚朴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也是铜镜的铸造中心由北开始向南迁移的重要时期。春秋战国时期铜镜在三代（夏、商、周）的基础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全面发展。无论是铜镜的铸造工艺，还是铸造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了以前。

齐家文化和商周时期，铜镜以光素无纹饰者居多，有纹饰者也以几何纹为主。到了春秋战国，纹饰已达15个大类，并且出现了各种特殊工艺装饰艺术，如涂朱绘彩图案、金银错图案、透空雕图案等。初起时期简陋、粗糙的铜镜，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创造和修饰已臻美轮美奂的境地。

春秋铜镜的风格，既继承了西周铜镜的传统，如仍以素镜为主，钮制没有定型，还是多元化的形式。而同时，春秋铜镜又有了许多重要的发展。它打破了铜镜仅有圆形的格式，出现了方形镜；并一改早期铜镜纹饰仅用阳线勾勒，构图简朴的手法，铸出了透雕繁缛的图纹；从纹饰的表现形式上看，春秋铜镜已赶上了青铜器的发展步伐，纹饰内容更具时代特色。这给战国铜镜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这一时期出现和流行的镜类有：素镜（全素镜、单圈、双圈凸弦素镜）、纯地纹镜（方形的很少，图案都有地纹，但没有铭文）、花叶镜、四山镜、多钮镜等。镜多数为圆形，同时也出现了方形镜。一般镜身材料薄，多有边沿。整个造型规矩，给人以轻巧、典雅之感。镜钮主要为弓形钮，但钮顶部多饰有1至3道凸弦纹，所以又称“弦纹钮”。镜背面光素无纹饰者，除早期外已消失。纹饰刻画纤细，并多有地纹。

战国中期，铜镜的种类繁多。铜镜的纹饰也有所变化，如花叶镜中的叶纹镜从简单的三叶、四叶到八叶，还出现了云雷纹地花瓣镜、花叶镜。四山镜的山字由粗短变得瘦削，在山字间配有花瓣纹、长叶纹、绳纹，相当繁缛。还出现了五山镜、六山镜。这时出现的镜类有菱纹镜、禽兽纹镜、蟠螭纹镜，连弧纹镜、金银错纹镜、彩绘镜等。

战国晚期至秦未出现了四叶蟠螭镜、蟠螭菱镜，有三层花纹的云雷纹地蟠螭连弧纹镜。 汉代除了继续沿用战国镜外，最流行的铜镜 有：蟠螭纹镜、蟠虺纹镜、章草纹镜、星云镜、云雷连弧纹镜、鸟兽纹规矩镜、重列式神兽镜、连弧纹铭文镜、重圈铭文镜、四乳禽兽纹镜、多乳禽兽纹镜、变形四叶镜、神兽镜、画像镜、龙虎纹镜、日光连弧镜、四乳神镜、七乳四神禽兽纹镜等。

汉代是我国铜镜发展的重要时期。汉镜出土的数量最多，使用普遍，汉镜不仅在数量上比战国时期多，而且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有了很大发展。从其发展趋势，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重要的变化出现在汉武帝时期、西汉末年王莽时期、东汉中期。

西汉前期是战国镜与汉镜的交替时期。直到 西汉中期汉武帝前后，一些新的镜类流行起来了。这些新的镜类对后世铜镜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汉代铜镜的特点是圆形、薄体、平边、圆钮，装饰程式化。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风格，它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指西汉初期至中期、末期。这时期的铜镜用平雕手法，镜面较平，花纹平整，镜边简略，装饰性强。汉初沿袭战国铜镜的装饰作风，多采用底纹与主纹相结合的重叠式手法，战国盛行的云雷纹地的蟠螭纹镜继续流行，镜背中心作圆形成矩形，有的加铸铭文，通常如 长相思，毋相忘，常富贵，乐未央 等言语。西汉中叶，即武帝前后，铜镜的形制及花纹发生显著变化，地纹逐渐消失，三弦纹桥形纽经过伏兽纽，蛙纽及连峰状纽后，普遍变成半球状圆纽，花纹严格对称于镜的圆面中心，或匀称分为四区，当时除流行简化蟠螭纹镜外，还流行星云纹镜和草叶镜。星云纹实际上是由蟠螭纹演变而来，因乳丁甚多，星云纹镜又称百乳镜。草叶镜的纽座为方形，四周饰以对称的草叶，有的像花瓣，有的像叶片，外缘用十六个内向连弧纹作边缘。这类铜镜因流行时间长，在汉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大约从宣帝开始，又出现了有 见日之光，天下大明一圈铭文的日光镜和有 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乎日月 二圈字铭的昭明镜，间以绳纹，连弧纹，作同心的重圈组织，均是以铭文作为主要装饰。

第二时期指西汉末期至东汉初期。这时期主要流行规矩镜。王莽铸镜为炫耀其政绩，曾制作了一批华美而精巧的作品，汉镜以王莽时期最为精美。

规矩镜：因其铸造雕镂都非常精细规矩，镜纹有规则的TLV形装饰格式而得名，外国学者也称之为TLV镜。其程式相当标准，一般均划分镜背而为若干装饰区，从纽座起，以圆纽为中心作为一个单独装饰单位，纽座的外形有圆形、方形、覆萼形几种。紧接着纽座的幅面为内区，是主要花纹的部位。花纹中的TL 形，常常是在铜镜内区的四面，对称地排列于主花中，起着穿插作用。再向外为外区，多装饰上由卷草纹或鸟兽纹以及几何纹组成的带状图案。最后的外缘区，有全素的，有作简单联弧纹的，也有加饰绳纹、锯齿纹花边的。内外区之间多加饰上铭文带。其分成五个区域，布局严谨端正，但机械呆板少变化，给人以千篇一律的感觉。规矩镜在东汉前期还在流行，但发生了一定变化。这时期的铜镜多在内区主花位置铸造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所谓四神，有的还在纽座边加上十二生肖铭文，或 左龙右虎掌四方，朱雀玄武顺阴阳 的字句，所以也称规矩四神镜。 TLV 实系古代六博的棋局，山东费县曾出土石六博盘，长沙马王堆三号墓曾出土全套博具，其棋局上均有TLV纹。规矩镜在汉镜的发展中，是流行时间最长的一种，也是汉镜中最为优秀的一种。

第三时期指东汉中期至末期。这时期镜面微凸，便于照出面形的全形，符合科学原理。镜钮变得更厚大结实。与第一时期相反，连弧形多在内区。

这时期铜镜布局也更为活泼，区域划分简单，通常带有 长宜高官 或 长宜子孙 、 位至三公 等吉祥语作为铭文。这一时期还创造了浮雕式作法，纹饰较高，主要的有双夔纹镜、蝙蝠纹镜、画像镜、方铭镜（神兽镜）等。

双夔纹镜打破了当时流行的以纽座为中心的内向或外向的放射式手法，而运用了对称的格式，取得了别开生面的效果；蝙蝠纹镜实际上是柿蒂纹的变形和扩张，纹样抽象化，形式美观；画像镜是以浅浮雕形式表现人物、鸟兽、花草，和当时画像石、画像砖的作风趋于一致，此类镜大多出土于浙江绍兴，几乎占90%；方铭镜也称神兽镜，指在铜镜的四周有一圈突起的半圆和方块，多表现神仙禽兽的题材。浙江绍兴是东汉后期最重要的铜镜制造中心，该地铸造的重列神兽镜和画像镜标志着铜镜纹饰的新发展。后者与前者的不同之处除神兽形象外，还有歌舞、车马、历史人物及传说故事等浮雕图象。

汉代后期的神兽镜还出现一种新的图案排列形式，即作一方向的阶梯形排列，类似木雕的散点透视，称为阶段式镜，流行于建安时期（公元196- 220年），又称建安式。 根据考古发掘出土铜镜资料来看，这一时期的铜镜的类型有以下几种比较流行：

神兽镜类：重列式神兽镜、环绕式神兽镜、画文带佛兽镜。

变形四叶纹镜类：变形四叶驾凤镜，变形四叶佛像鸟凤镜、变形四叶兽首镜、双菱纹镜、瑞兽镜。

这时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与神兽组合成纹饰主题内容。这时的铭文由于文字难以辨认．虽发现一些铭文镜，但能辨认清楚的很少。

吴镜中发现纪年铭文最多，有黄龙亦鸟、建兴、五凤、太平、水安、甘露、凤凰等孙吴年号，三国、两晋、南北朝出现新的镜型不多，主要沿袭汉镜的样式。这时铜镜的种类不多，类型集中，创新极少。这时神兽镜流传最广。变形四叶纹镜中以变形四叶八凤镜居多。从铜镜的发展历史来看，这个时期处于停滞衰落时期。 唐代是我国铜镜发展史上，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隋唐铜镜，较前代又有了新的发展。在铜质的合金中加大了锡的成份，在铜镜的质地上就显得银亮，既美观又适用。在铜镜的造型上，除了继续沿用前代的圆形、方形之外，又创造了菱花式及较厚的鸟兽葡萄纹镜。并且把反映人民生活和人们对理想的追求、吉祥、快乐的画面应用到镜上，如月宫、仙人、山水等。并出现了题材新颖，纹饰华美，精工细致的金银平脱镜、螺钿镜。这是盛唐高度艺术水平的产物，充分显示出唐代铜镜的特点。

隋唐铜镜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隋代和唐初年间，铜镜的主题纹饰以瑞兽为主，瑞兽镜比较盛行、瑞兽镜是隋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类型。它除了继承中国古代铜镜的传统，又有了新的创新。瑞兽葡萄镜是唐镜引人注目的镜类，它揭开了唐代镜主题纹饰的序幕。

唐高宗至唐德宗时期，铜镜装饰上出现的新形式、新题材、新风格，使铜镜进入富丽绚烂的时代。

唐德宗至晚唐、五代时期，主要流行对鸟镜、瑞花镜、盘龙镜。

唐代镜最大特点之一是艺术样式或艺术手法的多样化。铜镜艺术也呈现出浓郁“盛唐气象”。 中国铜镜在唐代以前，以圆形为主，极少有方形的。到宋代后除继承过去的圆形、方形、葵花形、菱花形外，葵花形、菱花形镜以六葵花为最普遍。它们的棱边与唐代有所不同，有的较直，形成六边形镜。此外还有带柄镜、长方形、鸡心形、盾形、钟形鼎形等多种样式。并出现了很多花草、鸟兽、山水、小桥、楼台和人物故事装饰题材的铜镜，还有素面镜，窄边小钮无纹饰镜，这些题材都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此外，还有一些神仙、人物故事镜和八卦镜等。

金代铜镜从近几十年考古发掘出土的金代铜镜来看，其主体、纹饰也是十分丰富的。虽有不少是模仿汉、唐、宋各代的铜镜做工，但也有一些别开生面的图纹。常见的有双前镜、历史人物故事镜、盘龙镜、瑞兽镜、瑞花镜等。金代铜镜纹饰，一是仿造汉、唐、宋三代铜镜的图案；二是吸收了前者的纹样，又创造出一些新式图样。以双鱼镜、人物故事镜较为多见，特别是双鱼镜、童子攀枝镜最为流行。 元明以后，铜镜制作更见衰势，除传统式样外，双鱼纹、双龙纹、人物故事如柳毅传书等是较新颖的式样。但这时的铜镜制作粗糙，较多的只有纪年铭文而无纹饰。在这一时期，特别是明代，仿造汉镜和唐镜的风气很盛，所仿铜镜多数是汉代的六博纹镜和唐代的瑞兽葡萄镜，仿制铜镜一般形体较小，纹饰模糊不清，已无汉、唐铜镜的昔日风采。

齐故城南商王庄出土的战国铜镜

光洁平整的表面、繁复华美的背纹、高超的冶炼工艺……古代铜镜无疑是中国种类众多的出土文物中的精品。其中，尤以秦汉时期的铜镜最为精美。2013年，考古人员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齐国故城内阚家寨村南一带发掘西汉时期的铜镜铸造作坊，这是世界上首次发现的古代铜镜铸造作坊遗址。这一遗址的出土，为我们“破译”2000年前尘封于地下的铜镜铸造的工艺密码，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良机。

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临淄齐故城冶铸考古项目组和科技考古中心主办的“科技考古与手工业考古：临淄齐故城冶铸考古多学科合作研究中期讨论会”上，来自多所高校及研究机构、多学科领域的数十位专家汇聚一堂，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交流探讨秦汉铜镜，乃至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冶铸业和铁器工业的田野考古、科技考古研究成果。

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长、临淄齐故城冶铸考古项目组负责人白云翔对此次研究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他告诉记者，该项目是对考古学多学科合作研究的一次成功的案例，说明田野考古与科技考古、不同领域的科技考古合作是可能实现，且具有广阔前景的。

多学科“牵手”解决考古问题

白云翔告诉记者，除在学术成果方面的意义外，该项目也是立足于田野考古，强化现代科技手段应用和多学科合作研究的一次有益尝试。

“多学科合作，首先强调的是田野考古和科技考古的结合。近年来，科技考古异军突起，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同时，科技考古必须以解决考古学问题为根本，必须在历史的时间、空间背景中，解读考古现象。”白云翔说，此外还应打破科技考古领域的划分，多角度、多方面地思考考古中发现的问题，并反思自己领域的研究方法，最终在矛盾和吸收中，探寻历史真相。

据介绍，青铜冶铸和铁器工业是战国秦汉时期国家支柱性产业，技术复杂，包含内容丰富；而临淄齐故城是战国秦汉时期东方的工业大都市，其冶铸技术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水平。“因此，有必要借助多学科合作方式进行研究。”白云翔说。

拓展冶铸考古研究思路

“这片遗址区是都城中的冶铸遗址，规模非常大，应该是官办作坊，文献记载也非常丰富，对研究古代冶金技术，特别是冶铁技术有重要意义。”长期从事冶金考古研究的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所长潜伟告诉记者。

通过采集矿石、炉渣、少量残铁器、耐火材料等样品，运用金相分析、扫描电镜能谱观察等科技手段，可以还原战国秦汉时的冶铁工艺。“例如，在第一地点发现大量迸溅出来的铁渣，可以推测出该作坊中冶铁时曾出现锻打方式。”潜伟告诉记者。

与会专家表示，对于冶铸考古而言，除应关注冶铸技术外，还需要更多关心环境、关心冶铸中的人。“齐故城冶铸遗址作为都城内的官办作坊群，各作坊间如何布局，作坊间有没有合作，是否涉及管理，原料产品有无流通，这些问题均可以加深我们对于齐故城冶铸技术的理解，而这些问题往往需要与其他领域学者共同合作研究。”潜伟说。

多学科成果相互印证

来自上海博物馆的研究员廉海萍长期致力于铜镜镜范研究，她告诉记者：“通过分析检测可知，齐故城的镜范制作工艺非常复杂，镜范可能是分层制作的，因为紧贴铜镜的面层泥质比背层更加细腻，可能是先在贴近铜镜处夯制细腻的面层，再在面层上夯制背层，然后再一起烧制，进而保证青铜镜表面具有更高的光洁度和尽可能少的铸造缺陷，体现了青铜镜冶铸的高超技艺。”此外，通过分析可知，镜范中添加了稻壳灰。她告诉记者，可以推测，添加稻壳灰能够改变镜范的物理性能，使材质更轻、具有一定的排气性。

廉海萍告诉记者，通过研究，现已初步揭示铜镜镜范制作的流程：首先制作铜镜的泥模，在泥模上分层制作背范和面范，然后焙烧镜范，在镜范型腔面涂上分型剂，最后就可以浇注铜液了。廉海萍说，接下来，她的团队会进行制作铜镜的模拟实验，最大限度的验证、还原铜镜的制作过程。

除廉海萍外，参加此次项目研究的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学者也做了许多关于镜范的研究。白云翔告诉记者，此次专门设计将一块样品分成几份，给不同的研究单位进行检验。

“我们得出很多相同的结论，例如镜范中添加了稻壳灰成分，对彼此的结果相互印证；当然也存在分歧，例如镜范的烧制温度。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都会更加关注出现分歧的地方。”廉海萍说。

动植物考古高调“加盟”

在这次冶铸考古多学科合作中，植物考古、动物考古、人骨研究的参与，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和热议。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植物考古专家赵志军告诉记者，乍一看来，植物考古与冶铸考古是“井水不犯河水”，然而，就此次考古研究而言，植物考古能解决冶铸考古许多问题。

“过去植物考古往往集中于没有文献记载的史前时期，即1万年前至商周时期。然而，在文献记载较为丰富的秦汉时期，记载往往集中于达官显贵，几乎没有关注普通百姓、工匠生活方式的文献，有待植物考古去填补空白。而对于工匠生活方式的探讨，能够揭示隐藏在背后的社会制度的问题。”赵志军说。

例如，在齐故城发掘的灰坑里发现99类植物种属的种子，包括农作物11种，其中以谷物最多，表明当时的居民的食物中以小米为主；另外，包括小麦、大麦、水稻、大豆等，还首次发现燕麦和芝麻，并发现了葡萄、甜瓜等瓜果。可见当时人们的食谱是非常丰富的。如此丰富的农作物品种是当地种植的，还是通过贸易交换而来？早期遗址中发现的水稻较多，而晚期发现的小麦较多，是因气候变化导致的农业种植的变化，还是所在作坊的工匠来源发生变化(如果是短期雇工，他们有可能自己携带口粮)？

“当然，其中也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毕竟，灰坑中发现的4万粒种子，其实只是人们因为各种原因遗弃的、极小一部分粮食，要想得到准确的结论，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赵志军告诉记者。

赵志军的研究得到了许多研究镜范的学者的关注，因为他发现，在齐故城中水稻种植量不大，是否与镜范中含有的稻壳灰矛盾？赵志军认为，制作镜范时所需的稻壳数量其实并不大，跟农作物的种植结构并不构成绝对联系。

中国古代，在玻璃镜广泛出现之前，人们大多使用青铜镜照面。 考古发现，已知最早的青铜镜出现在距今4000多年的齐家文化。 青铜镜的出现，使得中国古人摆脱了「 ”以水为鉴（镜）”的局面，在长久的历史演变中，青铜镜的形制和纹饰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人们也赋予了它丰富的文化内涵。 一、青铜镜的历史演变 青铜镜的演变经历了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在每个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1、青铜镜的起源 青铜镜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现在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证据证明，但是中国古人常常喜欢将发明创作归功于伟人，于是古人将铜镜的制造也说成是黄帝的功劳。 《轩辕皇帝传》曰： 「 ”（黄）帝因铸镜以像之，为十五面，神镜宝镜也。” 这里就说黄帝铸造了十五面镜子，用来照面，但是黄帝所造了镜子嘛，都是神镜宝镜。 不过，神话终究不可信，幸运的是人们在考古过程中有所发现。1975年在甘肃广河齐家坪墓葬中出土了一面青铜镜，1976年又在青海贵南县尕马台村墓中出土了一面铜镜。 出土这两面铜镜的墓葬都属于齐家文化，起价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多年，距今约4000多年，是已发现的最早的青铜镜。 西周素镜 2、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铜镜制作工艺刚刚兴起，技术还不够成熟。 春秋末年到战国初期，青铜镜的特点是直径较小，镜体薄，镜面平，饰以简单的花纹，多为素镜。 到了战国中晚期，铜镜的制作工艺得到了长足发展，纹饰从最初的简单花纹发展为镂空、金银错、嵌玉、彩绘等，形式多样。而且，直径变大，厚度增加，铜镜的制作达到了新的高峰。 战国羽鳞纹镜 3、两汉时期 汉代是我国青铜器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时青铜镜的发展进入繁荣阶段。 西汉的铜镜形状大多以圆形、半圆形钮为主，也出现了一些伏兽形钮，形象逼真，生动活泼，纹饰有平雕、线雕和浮雕。 东汉中晚期的铜镜题材更加广泛，结构纹饰越来越复杂，以神兽纹为主。其工艺以高浮雕为主，雕刻极为精细，内涵丰富，且多有铭文。 汉变形四叶兽首镜 五神镜 4、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是一个创新的时代，铜镜的款式类型也从汉时的拘谨呆板到自由灵动，新的镜式不断涌现，纹饰中的花鸟、植物类型层出不穷。 隋和初唐时期，瑞兽镜盛行； 唐高宗到武则天时期，瑞兽葡萄镜、瑞兽鸾鸟镜，以飞禽花枝为主的雀绕花枝镜非常流行； 唐玄宗到唐德宗的时期，主要流行对鸟镜、人物故事镜、瑞花镜、盘龙镜及各种特种工艺镜。 十二生肖镜 蔓枝葡萄镜 5、两宋时期 宋代，铜镜的发展进入缓慢阶段，整体是沿袭唐代的镜形制，常见的有菱形花镜、葵花镜等。 尤其是南宋阶段，铜镜的风格重实用不重花纹，基本上都是素镜加上制造者的商标字号的铭文而成。 福寿家安双重铭文镜 6、元明清时期 元朝立国时间短，社会发展缓慢，铜镜工艺衰退。 明朝时期，以玻璃为质的镜子兴起，铜镜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一时期的铜镜，虽然形式也多，但多是仿汉唐，创新不足。 清朝时期，铜镜制作在玻璃镜的冲击下迅速衰退。这一时期的铜镜，实用功能减退，更多是在社会生活中扮演象征物的角色，比如：镇宅除妖、结婚嫁妆等等。 二、青铜镜的文化意蕴 中国四千多年的镜文化，青铜镜早已从最初的呈现面容，发展到承载人类精神之内涵。 青铜镜在古代人民的生活中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承担着丰富的文化底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爱情婚姻的信物 青铜镜因为其精美的形制，圆的形状，经过长久演变，成为人们爱情婚姻的象征。如今，还有不少词汇是用镜子来表现婚姻团圆之意，如「 ”破镜重圆”。 因此，在古代人民的生活中，青铜镜常常作为爱情婚姻的信物、聘礼或嫁妆来使用。 大多是将铜镜作为聘礼，《渊鉴类函》卷三百八十《镜四》中就曾记载: 「 ”南蛮獠人俗，婚姻以奴婢一人为聘，无奴婢以铜镜当之。” 说南蛮这个地方的习俗是用奴婢一人为聘礼，如果没有奴婢的话呢，就用铜镜来代替。 这时，铜镜就被赋予了圆满、团圆、吉祥之意，预示婚姻的美满幸福。 除了用作聘礼之外，铜镜还会被运用于婚礼仪式当中，宋代吴自牧著《梦梁录》卷二十《嫁娶》中载: 「 ”……方请新人下车。一 *** 倒朝车行，捧镜，及以数 *** 执莲炬花烛，导前迎引，遂以二亲信女使，左右扶侍而行，踏青锦褥，或青毡花席上行。” 新人下车之后，先有婢女往车头的反方向行走，并且手捧铜镜。其他几个婢女手执莲炬花烛，在前面引路，左右两个亲信女使扶持着新娘前行，脚下踏的是青锦被或青毡花席。 铜镜在婚礼仪式中被广泛运用，除了上人说的「 ”捧镜反行”之外，夫妻二人在婚礼上除了并拜之外，还可「 ”共结镜纽”，这里的「 ”镜纽”实际上跟我们今天所说的结发相似，都是共结连理之意。 唐代的段成式在其《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之《礼异》中载: 「 ”近代婚礼，当迎妇，以粟三升填臼，席一枚以覆井……娶妇，夫妇并拜或共结镜纽。” 在这样的婚礼习俗影响之下，青铜镜的圆满婚姻之象征意义更加浓厚，发展到古代社会后期，铜镜的完整、残缺和破碎，就象征着婚姻爱情的圆满和分裂。 这种象征意义出现在古达很多的小说中，如清代王士禛的《池北偶谈》卷三十三《鸳鸯镜》中描写一个少年有一个鸳鸯镜，王兰士想要购买，但是少年不肯，二人推拉之间，镜子掉到地上摔碎了。少年与谢氏女相约祠堂中，意欲私奔，这个鸳鸯镜就是谢氏女的所遗之物。 在这个故事当中，赠镜这个行为代表着恋爱关系的确定，镜碎就代表着二人恋爱关系的破碎。 另外，历朝历代诗人的作品中也体现着铜镜的圆满恋爱之象征意，如唐人乔知之《定情篇》诗云: 「 ”妾有秦家镜，宝匣装珠玑。鉴来年二八，不记易阴晖。妾无光寂寂，委照影依依。今日持为赠，相识莫相违。” 在这里，其实铜镜就是女方心意的代表，赠镜这个行为就是将自己托付给男方。 青铜镜的圆满团圆、婚姻幸福之意，在其形制纹饰上也能看出一二，常见的有双凤镜、雀绕花枝镜、瑞兽鸾凤葡萄镜等，无不是吉祥圆满之象征。 鸾凤牡丹镜 双雁双凤镜 2、丧葬用品 铜镜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用品之一，同时拥有丰富的审美意趣，古代人有将死者生前常用之物品随葬，以供死者在阴间继续使用的习俗。 于是，制作精美的铜镜就常常成为丧葬用品。在已挖掘的古代墓葬中就曾发现大量的随葬铜镜，考古学家通过对这些青铜镜的不同纹饰、不同尺寸等断定其年代。 海昏侯墓中发现的青铜镜 宋人周密撰写的《癸辛杂识续集》卷一记有： 「 ”今世有大殓而用镜悬之棺盖以照尸者，往往谓取光明破暗之义。” 《汉书·霍光传》： 「 ”光之丧，赐东园。温明服虔曰‘东园处秘器，以镜置其中，以悬尸上。’然则其来尚矣。” 由此可见，古代丧殓的时候，把镜子悬挂在棺盖之上来照尸体，有破暗取明之意。 悬挂在棺盖之上是一种做法，还有一种做法是将镜子跟死者放在一起，贴身放置，这种大多是放在死者的头部、胸部、腰部、脚部等位置。 还有的是将铜镜放置在棺外的一些角落之中，如如《洛阳西汉石椁墓》中说:「 ”死者置于主室内，……随葬器物除一件铜镜置于棺内南端外，其余均在耳室。” 古人为何以铜镜陪葬，这个问题历来的学者讨论甚多，东生在《古镜漫谈》 中说: 「 ”镜鉴传世，出诸土家。古人殉葬，必以镜入棺撑者，意谓明镜晶莹，可澈照幽冥。汉代以来之古墓，几无墓蔑有。此于民俗学上，尤值得研究者也。”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大多数学者认为，铜镜之所以成为随葬用品，除了上文我们所说的古人有将生前常用之物随葬的习俗之外，还因为铜镜晶莹明亮，在古人心中能够照亮幽冥。以至于汉代以来的墓穴，几乎都有青铜镜出现。 但不得不说是，这些精美的青铜镜静静地躺在地下，重见天日的那一刻，人们才得以窥见古人的审美意趣，以及那个时代精湛的手工艺术，拥有极高的考古意义。 3、镇宅除妖 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之中，铜镜还是镇宅除妖的法宝，这可能也是基于铜镜反光的特质。 民间流传着非常多的用铜镜驱邪的故事，这也为很多的文人提供了写作素材。 明代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二讲述了非常多的铜镜照妖之事： 「 ”周暗中视物如昼，秦方镜照人心胆，汉史良娣身毒镜照见妖魅，隋王度镜能却百病，唐叶法善铁镜鉴物如水，长安任仲宣镜水府至宝，为龙所夺，秦淮渔人镜洞见五腑六脏……李士甯轩辕山镜洞见远近， 嘉祐中吴僧镜照见前途吉凶。” 这里面所说的铜镜非常神通广大，不仅光亮的像白天一样，还能照见妖媚、去百病、占卜吉凶等等，简直就像是神仙手中的「 ”法器”。 最早将铜镜作为驱邪宝器的文学作品当时唐传奇《古镜记》。主人公王度机缘巧合之下，从汾阴侯生处得到一面古镜，并且告诉他这面镜子能够驱邪照妖。 王度外出之时都会带上这面镜子，此镜先后照出鹦鹉、老狐和大蛇化的精怪，还能消除疾病，极其神奇。 王度的弟弟王绩外出游历，借此铜镜一用，也在路上照化出许多的精怪。 王绩回到长安之后，将铜镜还给了王度，王度将铜镜放在了匣子里，多年之中，铜镜发出一声悲鸣，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此类将镜子作为法器的情节在古代小说中广泛运用，比如《西游记》第七回，孙悟空大闹天宫，二郎神对战孙悟空，孙悟空遁形之后，二郎神借用托塔天王的照妖镜来寻找孙悟空的踪影。 第六十一回，牛魔王化形之后，也是被托塔天王的照妖镜照出原形，然后被俘。 因为铜镜这一驱邪照妖的能力，很多道士甚至修行之时都将镜子随身带着。 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登涉卷》云: 「 ”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托形惑人，唯不能易镜中真形。故道士入山以明镜径九寸以上者背之，则邪魅不敢近，自见其形，必却走之。” 说这天地万物往往年岁一久，就容易幻化出精怪，这些精怪往往能变幻形态来迷惑人，只用用镜子照射才能显出真身。于是道士入山之时都会讲九寸以上大的铜镜背在身上。这时邪魅就不能近身，自己会逃走。 其实，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还保留着很多这样的习俗，很多家庭依然会将镜子悬挂在大门上，来驱邪避灾。 古代青铜器的形制、纹饰等发展变化，以及其中丰富的文化意蕴为我们了解中国古人的审美情趣、制作工艺、社会思想意识提供了重要渠道。